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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来源：券业行家

　　接连两份公开的行政诉讼文书 ，均涉及行业头部招商证券：上到时任总裁
，下到在职员工，因不服违规炒股的监管处罚 ，“不约而同”的选择与证监会对簿公堂
。

　　侥幸之过

　　浏览券商涉诉信息的行家，意外瞥到了一组公开的裁判文书
，均出现了证监会的名号。

　　今年6月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（简称：北京高院）就谢某某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一案 ，做出二审判决 。

　　这份（2025）京行终737号判决书
，虽然全文“打码 ” ，但其中依然可见证监会下发于2023年11月的〔2023〕9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。

　　对照证监会官网 ，多达63份针对招商证券从业人员违规炒股的罚单
，以“简略
”的形式同时列示展示
。

　　本案的当事人，正是“批量”被罚人员中的一位。处罚内容包括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 ，没收全部违法所得31673.18元
，并处以50000元罚款 。

　　中证协显示，早在2004年 ，谢信琦便是国泰君安首批登记的从业人员
。他于2009年加入招商证券
，两年后取得投资顾问资质并任职至今。如今，他名下有一则监管处罚信息 ，对应本次监管处罚 。

　　判决书中，详细列出了其违规事项
，读来颇具典型性
。

　　谢某某自2019年9月27日至2021年7月28日期间，控制使用其岳母“孙某某
”证券账户交易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，合计成交金额5
，791，457.61元 ，盈利31
，673.18元。期末”账户仍持有余股74，375股 。

　　客观的说 ，在行政处罚的程序上
，证监会做得颇为到位：证监会于2021年12月立案，2022年3月做出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》
。彼时 ，谢某某表示“不需要陈述申辩和不需要举行听证会 ”。2023年11月
，证监会下发监管处罚决定 。谢某某在签收后申请行政复议
。2024年5月，证监会做出〔2024〕90号复议决定 ，维持处分。

　　因不服行政复议，谢某某诉至北京金融法院
，以“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 ，且处罚程序严重违法”为由
，要求撤销行政处罚和复议决定，由证监会负担诉讼费用 。

　　经法院查明 ，谢某某的微信聊天记录成为定案关键 —— 其与友人钟某的对话明确显示
，谢某某不仅接收股票推荐，还实时反馈 “已挂单成交
”“ 已减仓 ” 等操作结果 ，这些表述与账户交易流水形成证据“闭环 ”。虽然谢某某表示相关交易实际为其妻子张某操作
，但并未有举证证明
。

　　借用亲属账户炒股，事后推诿责任。这一操作或许是侥幸心理 。然而 ，监管和法院明察秋毫
，掌握证据
。

　　法院强调：《证券法》第四十条严禁从业人员直接或借他人名义买卖证券。由此证明谢某某的行为属于“明知故犯”，行政处罚“于法有据 ” ，一审二审均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。

　　示范之恶

　　相较于谢某某的小打小闹，招商证券时任总裁熊剑涛“率队
”违规炒股的操作
，更是“教科书级别”
。

　　“实名 ”载于证监会官网的监管函和市场禁入决定显示：熊剑涛于1995年6月入职招商证券，历任首席信息官 、首席运营官
、副总裁、总裁职务 ，2021年10月辞职。

　　监管查明
，自1995年入职之日起，至2021年7月28日期间 ，他相继通过“熊剑涛
” 、“任某礼”、“崔某利 ”证券账户违规交易股票 。经监管认定
，总成交金额高达5.19亿元，盈利3 ，356.60万元
。证监会做出〔2023〕84号处罚决定
，没收全部违法所得3，356.60万元 ，并处以3
，300万元罚款——合计罚没6，656.60万元。

　　同时 ，监管认定其作为券商高管人员，违法行为持续时间长
、交易金额和获利金额均较大
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对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。

　　券商人士违规炒股时有耳闻 ，总裁以身作则
，
”带头炒股“，行家也是闻所未闻
。

　　要知道 ，包括熊剑涛的“六千万罚单”在内
，证监会在2023年11月同时下发了多达63份行政处罚决定，均是对招商证券从业人员违规炒股的处罚。

　　2024年初 ，深圳证监局披露了更多招商证券人员的违规炒股罚单 。并对招商证券及包括董事长、两任合规总监等在内的高管人员予以处罚。

　　时隔多时
，北京金融法院在今年5月公布了一则行政裁定书，披露了熊剑涛 ，与监管的“Battle ”
。

　　前述〔2023〕84号罚单下发之后
，熊某向证监会申请行政复议。证监会于2024年5月作出〔2024〕89号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，维持处罚决定 。

　　2024年6月 ，证监会做出〔2024〕83号《行政处罚罚没款催告书》
。熊某随之诉至北京金融法院，主张撤销行政处罚决定。

　　2024年12月
，北京金融法院作出（2024）京74行初151号行政判决书，驳回诉讼请求 。熊某不服上述判决 ，上诉至北京高院
。

　　2025年4月
，北京高院作出（2025）京行终1240号行政判决书，判决驳回上诉 ，维持一审判决。

　　截至本案审理
，熊某已缴纳了罚没款中的665.66万元，尚有5 ，990.94万元未予缴纳
，未缴比例约为九成 。

　　为“追缴欠账”，证监会在今年5月向北京金融法院申请强制执行
。北京金融法院认为 ，行政处罚决定“认定事实清楚
，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法
” ，依法裁定：准予强制执行，立即生效。

　　起诉之思

　　复盘两起行政诉讼案
，行家深有感慨 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些年里券商人员不服行政处罚 ，起诉监管机构的案件
，也并非个例
。

　　单是行家点评过的事件，就有“乌龙指”案当事人杨剑波诉证监会案 ，时任光证资管合规总监兼首席风险官郑孝平诉上海证监局案
，时任光大证券投行部门负责人赵远军诉证监会案。

　　然而，作为头部券商 ，招商证券时任总裁和在职人员双双起诉证监会
，还是超出了行家的认识 。

　　诚然，相关监管处罚的涉事人员 ，并不是只能“认罪认罚 ”。纵然存在“肉眼可见
”的过错
，也有权通过行政复议 、法院诉讼等一切正当的救济途径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
。

　　这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，是对程序正义的自觉维护，也是金融行业日臻进步的体现。

　　而从实践来看
，至少对于仍然在职的人员，走出这一步并不容易 。

　　“民告官”的行政诉讼 ，无论是非对错
，都意味着赌上职业声誉与前途，讨一个“说法 ”
。

　　一旦败诉 ，当事人可能面临更不利的职业后果
，包括处罚生效，单位追责等。万一胜诉 ，虽然能洗清污点
，却也可能因“抗拒监管
”，导致被行业隐性排斥：所在机构可能将其视为“麻烦制造者” ，再加上舆论质疑
、同行不解
，导致顾虑重重 。

　　一言以蔽之：“输了可能丢工作，赢了也未必轻松 ”
。在这种心态下 ，当事人的压力可想而知。身处困境，却依然相信法院能给出公正裁决 。

　　虽然行家关注到的券商人员起诉证监会的案件
，未见成功先例
。但在行政复议案中，行家曾发现网信证券一位受罚的时任高管 ，发起的行政复议被证监会采纳
，原定15年的“不适当人选
”，有望“减刑”。

　　当然 ，遵纪守法的券商从业人员
，也需要引以为戒：在执业中恪守底线，在合规中践行专业 。

　　毕竟：敬畏规则者行稳 ，漠视规则者出局
。